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自2013年起状告知网维权，今年最终获赔了70多万元。也引发了舆论对于中国知网垄断学术文章，高收费的讨伐。 例如，知网收录一份几万字的硕士论文，稿酬是300元阅读卡和60块钱，金额微不足道。然而，面向读者的收费却是“天价”，针对个人用户，论文收费标准为0.5元/页，硕博论文则在15-25元/本不等。 其实，中国知网筑墙收费的问题，也是全球同样面临的学术文献“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难题。澳大利亚首席科学家凯西·福利博士(Cathy Foley)最近撰文阐述，澳大利亚如何改革学术文献的开放获取问题，让知识共享真正造福学术圈子和人类。
科学神话中充满了灵光一闪的瞬间，但现实是，任何研究人员都知道，突破是踩着前任的肩膀而前行的——没有一篇研究论文拥有解决任何科学挑战的所有证据。这就是怎么回事研究团体要合作，参加会议，并在学术期刊上分享研究成果。
随着大数据和日益复杂的数据处理方式，包括机器学习，学术研究的性质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将迫使未来十年的科学和研究方式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研究论文开放获取的挑战。学术出版界就像一个只有图书馆员才能进入的图书馆。如果要阅读那些你最喜欢的研究问题的文献。除非你有渠道订阅，否则你会发现文献都被挡在付费墙后面，每份论文的费用通常为50澳元。
在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是保持研究完整性的科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程序。学术出版商的角色很重要，他们增加了巨大的价值。这样的角色作用不能抹煞。
捕获和储存二氧化碳的技术，在当下是舆论的焦点。全世界都在寻找方法来限制全球变暖，并实现雄心勃勃的2050年气候目标，各国正在电力、交通和工业领域转向低排放技术，他们也在寻找方法来“捕获”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并安全地储存起来，这样它们就不会加剧大气变暖。
2019年，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主导的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表了他们的新技术——利用液态金属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固态碳。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院的 Dorna Esrafilzadeh 和合作者们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成果，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任何人都可以不要钱阅读。
对于 Esrafilzadeh 博士来说，无偿提供论文下载，会增加广泛的受众，包括学术界以外的读者，而且也找到一个行业的合作伙伴，推动商业化，而不是转向一个新的项目。将一项技术商业化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Esrafilzadeh 博士和 Kourosh Kalantar-Zadeh 教授成立了一家剥离公司，该公司最近吸引到了种子基金。就因为提供论文开放获取，开了好头。
《施普林格 · 自然》杂志表示，开放获取期刊的文章，被下载的次数，是收费期刊的四倍，并且在新闻媒体和政策文件中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它们吸引了更广泛的受众，包括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病人和其他人。
然而，对于 Esrafilzadeh 博士来说，这就是俗称的付费游戏。研究人员向该杂志支付了一笔费用，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公开，这种付费出版的模式正在慢慢的变多地被使用。
难题留给研究人员，许多人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更广泛地阅读——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们的工作更有可能被肯定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却陷入了困境。
首先，作者投稿选择最有声望的学术期刊是有动机的，例如找到工作或晋升，获得资金，受到重视等等。这给了顶级期刊高高在上的权力。虽然现在很多网站都提供了开放获取的选择，但是并不便宜。施普林格自然杂志今年将《自然》和其他32种期刊的“订阅费”定为每篇论文11390澳元。（换言之，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文章作者为了支持公众能获得免费的开放获取，需向Nature等平台支付每篇11390澳元的出版费用）
为开放获取的论文付费，这样的做法增加了可用文献，但这并没解决问题——它只是转移了成本。只有一些研究人能从大学获得资金来帮助支付这些费用——例如，仅限于永久职员，或者取决于作者名字在论文作者署名上排第几。更多的作者则是支付不起这个成本。
很难准确计算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和大学在开放存取费用方面总共支付了多少，但这一个数字似乎可能达到数亿澳元，因此对学术预算来说是一个重大负担。大学图书管理员理事会试图确定这一数字，发现没一所大学有完整的情况; 大多数大学无法有效地收集数据，因为开放获取的费用来自各种来源，包括外部赠款、部门资金和个人资金。
除了这些“文章出版”费用之外，澳大利亚的机构每年还要支付超过3.32亿澳元的期刊订阅费，尽管开放获取出版有所增加，但这一费用并没有逐年放缓的迹象。
研究人员和资助机构试图增加研究论文的获取途径，但这并不是特别容易。例如，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和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理事会等资助机构目前要求，它们资助的研究出版物必须在12个月内公开提供。然而，与出版商的版权和许可协议可能会成为障碍。
总之，目前学术出版系统提出了一些挑战。例如，研究机构需要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增加影响和引用，而出版商的商业驱动力，则是将版权所有权从作者手中转移，将研究封闭在收费的访问数据库中，然后只出售给那些能够支付的人。
结果就是一个学术共享系统，受限于不完整的信息、不同机构之间的本位主义，当然，总系统中还涉及大量金钱。只有推倒重来，这项投资才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国际上，开放获取文库的势头正在增长。但不幸的是，澳大利亚落后了。科廷开放知识倡议(Curtin Open Knowledge Initiative)整理的数据表明，在一些国家，四分之三或更多的出版物是开放获取的，但在大多数澳大利亚大学，只有40% 或者更少的出版物是免费开放的。
学术期刊是个大行业，据估计，这个行业的价值约为100亿美元。爱思唯尔(Elsevier)、施普林格(Springer)、威利(Wiley)和泰勒(Taylor)以及弗朗西斯(Francis)等最大的出版社各自拥有2500多种期刊，而且合并正在加剧。仅仅爱思唯尔在2019年就获得了近20亿美元的利润。很大缘由是因为大多数出版都是坐享其成的。作者和审稿人得不到报酬; 文字编辑和排版费用一下子就下降，印刷费用也慢慢变得少，因为出版物大部分是在线的。
我在这里的观点并非是批评大出版商，而是为了变革。出版是需要花钱的，我希望看到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投入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
2020年至2021年，澳大利亚政府在科学、研究和创新方面总共投资了120亿澳元。澳大利亚研究界和澳大利亚人民有权公开获取这项投资的结果。
这场新冠疫情是迄今为止开放获取好处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全世界的出版界、政府和科学界走到了一起，实现科学共享。
举个开放带来益处的例子，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病毒学家爱德华 · 霍姆斯的作用。他和上海复旦大学合作者张教授决定在网上公布新冠病毒的基因组。通过1月10日的一条推特，全世界都可以访问，在两周内，新冠病毒的测试结果已经制定出来。在应对全球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健康危机方面，这是一位早期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2020年2月22日，武汉的10个基因组序列发表在《柳叶刀》上。与2002-03年 SARS 疫情中5个月的延迟发布序列相比较。论文出版的速度和公开性显示了专家们分享和合作的愿望。
然而，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开放性也是有限的，出版商要求将他们的论文纳入新冠疫情文献数据库“CORD-19”。与出版商签订的开放存取协议并不是无止境的。此外，他们仅限于与新冠疫情有直接联系的论文。
2020年初的一项分析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已经发表了13,818篇冠状病毒主题的文章，但其中一半以上仍然不对外开放。对呼吸机、面罩等设备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收费墙之后。当你认为治愈来自新的方法或者从其他领域的医学或研究中汲取知识时，开放出版物应该远远超出狭隘地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研究。
公开医学和健康研究将加速治疗和治疗的证据的传播。考虑一个领域，如肌肉骨骼状况，这是现在最重要的贡献者的全球疾病负担。诸如背部疼痛和关节炎之类的疾病，不仅在医院里，而且在初级卫生和社区环境中，都有各种各样的医疗从业人员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其中许多人没有现成的科学文献资料。无需费脑筋就可以意识到，这使得实施最新的循证医疗模式并确保任何一个人都能得到正确的治疗变得更困难。因为不知道前人踩过什么样的坑，哪些路径可行或不可行，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
但这不单单是关于研究人员和健康专家。这也是为促进商业创新。创新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弱点，我们世界级的研究往往在海外实现商业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优先事项，我正在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增加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运动和可见度——大学、研究机构、工业、商业和政府。对文献的开放访问将有利于提高我们研究的可见性。
知识是跨学科的，常常要广泛的阅读才能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但是当你按文章付费搜索文献时，费用很快就变得高昂起来。
想想哈利 · 波特的“有求必应之屋”——你只有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才能进去，但是在进去之前，你怎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呢？
数据、信息和研究成果已经不胜其数。仅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每年就有超过250万篇学术论文发表。我们已在计算世界上的数据生成，单位是 zettabytes（十万亿亿字节 泽字节）。接下来是 yottabyte（十万亿亿字节 泽字节），甚至无法穷尽描述。每天网络上都有数十亿的谷歌搜索量。
让研究结果更加开放，不会让谷歌搜索突然变得容易。但它将加速研究和发现，提高专家及其工作的可见度，并激发协作和跨学科工作，包括公民科学的宝贵工作。它还可以为不一样的行业和政府的研究人员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科学素养和控制成本。它甚至有可能使学术写作不那么晦涩难懂，因为研究团体是为更广泛、不那么专门学科的读者撰写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在澳大利亚，许多人为开放获取付出了长期和艰苦的努力，他们的工作意味着有着非常大的动力。各国政府、资助机构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大量支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在2016年建议采用开放获取的方式。
我现在正致力于一个澳大利亚模型的细节，并咨询出版商，机构和其他人。我正在考虑的方法将包括与出版商达成全国性协议，无论大小，由一个中央机构进行谈判。这些协议意味着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研究工作，以及纳税人通过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和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的研究工作，将对任何人开放获取。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不需要收费，管道另一端想阅读作品的人也不需要收费。我们仍在详细研究澳大利亚模式的外观，但是在尊重法律规则、出版商的角色和研究人员的需求的前提下，我们没理由在文章处理和订阅费上花费更多。
这种方法可能听起来很激进，但是它是基于其他几个国家发展的模式，特别是在欧洲，欧洲正在引领开放获取的道路。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正在协调一项行动，不仅开放研究出版物，而且开放研究数据和艺术作品，最后期限是2026年。
在美国，一些大学正在签署自己的协议。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今年与最大的科学出版商爱思唯尔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发表在爱思唯尔期刊上的研究成果可供全球任何人公开阅读。
开放获取只是全球向开放科学迈进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开放科学方法要进一步的思考，在我看来，我们该一步一个脚印，最大限度地提高取得成果的机会。开放的文献访问是第一步。
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就可以把目光转向更大的、更具变革性的转变，包括研究数据的开放获取、开放代码、开放研究基础设施和其他资源。这对科学有很大帮助。它将特别改变医学研究。它将允许研究人员访问彼此的数据集，避免重复和提高准确性，允许结果被复制和错误被发现。它将加速研究，并提供数据流，兑现AI和机器学习带来的全部好处。
但这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步骤，需要仔细考虑，例如，谁拥有数据，以及用什么规则管理数据的使用。开放获取已发表的论文是一个更直接的提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我相信澳大利亚已经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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