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教授为第一作者的《健康支出拉动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潜力研究》一文，在健康经济领域权威期刊《中国卫生经济》11月刊正式发表。论文指出，当前健康支出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拉动效率要高于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及教育支出，健康产业发展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作用。论文用3种计量模型对比验证得出，健康支出增加与健康产业发展具有拉动我国经济稳步的增长上升1.6至2.0个百分点、促进人均GDP提高约1万元的潜力。现将该文编发如下：
卫生与健康对宏观经济有着重大影响，SARS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先后在2003年二季度及2020年一季度将中国经济增速拉入低谷，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面临多重约束，加大经济内循环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韧性、促进经济转型。而提高健康支出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有力抓手：一是健康领域仍然是我国消费及投资的短板领域，加大健康支出不仅是实现拉动增长的手段，也有助于实现国民健康的目的；二是当前健康支出的经济拉动效率是其他固定资产支出的3至4倍，对经济增长撬动的效果显著。经济内循环中健康要素的作用值得认线
Schultz、Mushkin和Beker指出健康和教育一样，是形成人力资本的要素，因此扩大健康投资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但此后的研究一般将教育而非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纳入增长模型，比如经典的MRW模型。其原因可能是比之于教育，健康有着更复杂的经济学属性。首先，健康与教育形成了人力资本，健康支出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助于提升劳动的有效产出。Weil、Bloom等用跨国数据分别验证了健康水平差异是人均GDP差异的重要因素、健康支出对总量经济增长有显著正面影响，付波航等用中国省际间数据验证了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其次，Grossman指出健康支出还具有消费属性，消费者购买医疗服务或健康产品获得的是当下的效用满足，而不是为了长期回报。Van zon等提出持续的健康消费有“投资抑制”效应，即健康支出降低了储蓄、挤出了其他固定投资，因而可能负向影响经济增长。Acemoglu等用跨国数据论证了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或被健康支出所拖累。王弟海等利用跨国数据论证健康支出的增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上述关于健康支出挤出其他投资的研究，忽略了健康支出的“投资诱导”效应，实际上，无论是出于提升人力资本还是出于满足健康消费的需要，消费者个体的健康需求会引发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活动，诱导形成大规模的健康产业投资。2016年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下称纲要）中提出2020年健康服务业市场规模应大于8万亿元，2030年应达到16万亿元。其后《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国家统计局令第27号）进一步将健康产业划分为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医药制造、健康保障与金融服务等在内的13个大类行业，并涵盖92个小类行业、千余种细分行业，与健康支出相关的产业投资全面覆盖了三大产业以及人口全生命周期，健康支出扩大最终会表现为健康产业的发展，因此健康投资具有很强的“投资诱导”效应。
对于我国而言，宏观卫生支出GDP占比、人均健康支出水平仍然较低，公共卫生、医疗及健康基础设施仍然存在短板，健康产业的市场规模也远未达到纲要所提出的目标，在此情况下，健康支出的“投资诱导”效应应当大于“投资抑制”效应。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健康支出与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应当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如果上述判断成立，还可以进一步估算健康支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式1中， A 代表技术水平， L 代表劳动投入， E 和 H 分别代表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由于实际中生产函数并不一定满足线性齐次性，这里先不对各系数之和设定约束，将增长公式两边取对数写作可计量的模型：
在变量选取上， Y、L、K、E、H 分别用全国及各省的现价GDP、经济活动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教育经费总投入、卫生总费用来分别代理。数据来源分别为中国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中国社会统计年鉴。计量模型皆用STATA进行操作。
模型I：基本回归模型。利用各变量1978年至2018年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简单反映各变量间的作用关系。
模型II：由于模型I使用的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风险，因此将各变量作为内生变量，可通过VEC模型检验其协整关系。其中各代理变量满足一阶单整I（1）条件，且通过了Johansen协整检验，证明了VEC模型的适用性。该模型还可以用于检验GDP与健康支出的因果关系、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与健康支出的短期动态关系。
模型I、模型II的时间跨度较长但样本量较少，为了充实样本体量、使数据更加微观化，最后利用2013至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验证。在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上，通过F统计量、LM统计量以及Hausman检验，在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3.3 回归结果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首先，健康支出对于GDP的正面影响是显著而稳健的。不同模型的系数方向相同、数值相近，GDP对于健康投资变动的弹性系数为0.4至0.5左右，即健康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在平均意义上将上升0.4至0.5个百分点。各个模型的各回归系数之和在1至1.5之间，侧面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稳健性。对模型II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还可发现GDP与健康支出之间互为因果，即健康支出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其次，健康支出有着不弱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各模型中，GDP与健康之间的弹性系数都大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由于模型中所用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流量概念，但经济产出还和资本存量相关，因此投资的作用可能有所低估。还有一种可能，即当前我国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边际拉动作用出现弱化，促进增长需要大量投入固定资产，而健康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作用较强。
最后，健康支出有着显著的投资诱导作用。在通过模型II得出协整系数的动态过程中，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变动与健康支出之间的系数为0.31左右，表明健康支出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有拉动而非挤出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期限的模型III中，教育的系数为负、且在9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教育支出在长期内可以拉动增长，但在短期中可能由于挤出了其他投资而对增长有略微的负面影响。
在模型II进行动态分析的过程中，还可以得出GDP对各个投入变量对的响应幅度和响应时间，脉冲响应结果如下：
从脉冲响应的走势上看，GDP对各解释变量的响应与本研究的分析一致：固定资产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非常快速，但收敛也十分迅速；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呈现出短期的挤出效应，但在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健康支出增加对于GDP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且在10年的周期内起作用。从脉冲响应的系数上看，GDP对于健康支出的最大反应值为1左右，发生时间在健康支出提高之后的第4至5年，平均反应值则在0.4至0.5左右，与回归系数相同。当前我国健康支出占GDP之比约为6%左右，如果假设随着健康产业的发展，总体健康支出GDP占比达到欧盟国家10%的平均水平，可以预期拉动GDP增速上升1.6至2个百分点。
理论上经济增长最终趋于收敛，但是GDP增速在一段时间内的上升对于平均收入的提升将是持久性的。假设我国在未来5年的潜在增速是5%，且健康支出GDP占比到达10%，从而在5年间拉动平均增速上升到7%，并于其后收敛回到5%，且其余变量保持不变。当前人均GDP约为7万元，不考虑健康支出的增长效应，5年后人均GDP将上升为8.93万元；考虑到健康支出的增长效应，同期人均GDP将上升至9.82万元，即健康支出的拉动作用将带来人均GDP增加约1万元。
第一，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的卫生经济学与健康经济学。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表明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具有前瞻性，是我国高增速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的重要抓手，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离不开卫生与健康研究的理论支撑。
第二，扩大公共卫生支出、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疫情冲击下我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健康产品与服务供给暴露出了短板，持续加大公共卫生支出、引导资源向卫生健康领域倾斜变得迫切而重要。
第三，鼓励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全社会对于国家卫生事业、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视。本研究的实证模型表明，固定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率已经较低，教育在短期内呈现投资抑制效应，而健康支出扩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具有更直接、更有效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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