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一书是费孝通先生基于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撰写的博士论文，后出版成书，是学界公认的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该书详尽的资料和客观系统的描述，为国际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了解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写于1939年的著作。受到姐姐费达生的邀请，费孝通先生去往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调研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合作社建立情况。开弦弓村是长三角太湖流域东南岸的一个村庄，村民以农业为主要职业，除此以外桑蚕丝业也是村民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外部工业化力量的冲击，蚕丝市场严重衰落，家庭手工业系统破产，村民们的生活受到明显冲击，使得其传统的家庭组织架构也有了初步的松动。
姐姐费达生在该村帮助农民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以期通过改革的方式为这种外部冲击提供缓冲的可能性，这也是费先生开展这次调研的契机。后费先生将这次的调研成果组织成为其博士论文，并出版成书（原名《中国农民的生活》），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其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导师，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评价该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一个实地调查工作中最珍贵的成就”。
《江村经济》详细阐述了开弦弓村的社会关系组织形式和社会生产活动情况，并以客观视角探讨了其正在经历的变迁过程。开弦弓村主要采取“家-户-村”的人员组织形式，这是一种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模式。家是农村中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核心构建而成，并通过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交替的方式，完成代际间社会职能的更替，保证社会的连续性发展。
家是描述亲属关系结合而成的产物，而在实际劳动生产更多采取户的组织形式。由于妇女不参与田间劳动，加之部分外来的非共同生活的亲属同样是重要的劳动成员，因此将参与部分共同经济活动的成员认为是一户。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财产是否共享，共同生活的亲属的财产共有，而单纯作为户的一员则并不把自己的财产投入其中，只在一定条件下参与该家庭。共同生活的亲属以外户的成员最普遍的来源是雇佣制，佣工在雇主家中食宿并共同参与劳动，但他并不能算共同生活的亲属。除此以外，学徒制度和客居的情况同样会带来非家庭成员入户。若干组户的组合形成邻里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承担特殊的社会义务，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域特征划边界划分出的就是村庄。村庄承担更多的综合性社会责任，诸如宗教行为、集体娱乐等行为都在村庄中得以维系。
支撑这一关系组织形式长久延续，形成稳定社会习惯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财产继承制度的存在。财产的分配与继承制度使得家长对财产具有很大的支配权，是家长的家庭权威性的由来。财产的继承是父母从使用产品的权利到处理产品的权利、最后到处理生活用具，从处置生产资料到消费物品，最后是非物质的权利与债务。父母退却的同时下一代的义务逐步增加，构成代代相传的以父母和子女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体系。
在社会生产活动方面，《江村经济》通过对生产系统和消费系统及二者引导到的流动系统的分析，讨论了农村经济生活情况。开弦弓村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活动，农业活动的发展也影响着村庄内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文化活动。由于农业种植对水利的需求，开弦弓村形成了以圩为单位的地形情况。同时在人类对于旱灾的厌恶下，相应的巫术与宗教信仰应运而生。农业的重要性使得土地占有成为农民生产生活中很重要的经济行为，但就这一点来看开弦弓村的发展并不乐观，大量佃户的存在无疑是农民生活进一步恶化的证明。
桑蚕丝是村民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但受到外部工业化环境影响，生丝产量大规模提升，逐步走低的生丝价格使农民难以获得维系生活所需的必要资金，因此内外在动力彼此作用之后，农民仍然走向了尝试蚕丝技术改革的道路。除此以外，政府力量支持，引入学校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家庭手工作坊向农村企业转型，也是至关重要的。从建国后长三角轻工业的发展状况来看，蚕丝改革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生产活动，农村以宗教和礼仪活动（婚丧嫁娶等）为履行社会义务，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合，因此礼仪活动支出在一个农村家庭的总支出的占有重要份额。但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农村的宗教和礼仪活动凋零，由此产生的“小媳妇”等制度对农村的亲属组织形式也在产生的缓慢而深远的影响。
总体而言，本书分析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方式的构建与其遭遇到外部影响后变迁的趋势。农村生活方式的变革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与内在文化特征双重作用导致的，而开弦弓村正是作为中国农村变革的一个缩影被观察与记录。除此以外，本书第一次将中国农村这样一个在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版图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客体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视角，客观且深入探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费先生在书中第一章中提到，“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一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因此利用其专业相关知识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现在的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撑，是他作为一名社会学青年学者，投身于祖国的社会建设与现代文明建设最为坚实的方式，也是本书成书的主要目的。
《江村经济》成书于1939年，但书中体现出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农业文明至今仍然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底色。80年过去了，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不断推进，但农村的建设始终是发展的核心。李总理在前几天的两会的答记者问中提到，目前仍有6亿人月收入仅有一千元，这之中就有大量在农田里辛苦刨食的人，他们常常被遗忘，很少出现在主流话语权体系中。但我们不应当忘记，全面脱贫仍然是这一个国家发展的主线。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最后一章提到的，“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决农民痛苦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也是党自执政以来从始至终坚持的发展趋势。而对我们来说，理解国家的发展脉络，贡献自己的力量，要从走近农村、理解农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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