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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领导人于2014年11月份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会晤，不可避免被认作是中国争夺亚太地区领导权的分水岭。很多分析家认为，未来的亚太秩序将表现为中国主导地区经济关系，而美国主导安全秩序。13年前中国在上海主办APEC会议时，还没有加入WTO，对外贸易额甚至都比不上东盟。十多年来，中国大大深化了与地区内国家的经济联系，成为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而且有可能于北京APEC会议后在购买力平价意义上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

  从战略思维上看，美国难以接受中国主导地区经济格局，更不会允许在西太平洋的东亚区域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权势，为此势必提升其亚太地区盟友、准盟友的地位。从中国的角度讲，过去长期存在的对美关系重中之重已经有所淡化，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作为双边关系的中美关系权重，中国对外战略越来越注重拓展与其他几个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周边关系。中美双方都在争取更多的朋友，对未来地区秩序发展而言，中美双方在APEC中的政经实力走势至关重要。

  欧洲联合曾长期被当作地区一体化的典范，也刺激了别的地方的经济一体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看到欧洲联合将更具自主性，为此鼓励澳大利亚、日本倡议的亚太联合。对澳大利亚来说，东北亚的日本、韩国长期是其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的太平洋共同体梦想存在了几十年。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的组织，更加有助于几方协调关系。但最终由于东盟的存在，APEC建立之初就怀有东亚的特色，而不是欧洲的风格。APEC并不是如同欧盟那样有严格条约义务的组织，而是一个大家庭，基于共同协商基础上的贸易自由化推进器。

  大多数学者觉得，APEC的发展历史可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划分前后三个阶段，即1997年前快速地发展阶段，1997—2008年消沉阶段和2008年以后的再度发力。[1]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推动力是美国，1993年克林顿参加在西雅图召开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国会的通过，鼓吹亚太经济一体化。随后在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茂物会议上，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远大目标，即发达国家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于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不过，这类目标很快由于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无所作为而迅速调整，东亚国家开始走上联合自强的道路，出现了以东盟为核心的“东盟+”区域合作模式。中国率先于2002年与东盟达成中国—东盟自贸区，随后日本也开始推进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相比之下，APEC逐渐边缘化。

  尽管如此，APEC的地位依然不可小觑。从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看，APEC的众多成员十分熟悉东盟的运作方式，即将协商一致的非正式制度建设作为各方谋求经济合作的主要手段，尊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特性，并不强求遵循硬规则。同时，无论从GDP比重、人口规模还是区域内贸易来看，APEC都是全球领先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目前，21个APEC成员占全球GDP的55%、全球贸易的44%[2]，人口约占全球的40%，其中劳动力人口占46%。[3]如果单纯算货物贸易，最近两年APEC占全球份额达到45%，相比于1992年的40%有了较大进展。APEC的特点是进口额占全球比例高于出口额3%左右，这可能表示APEC作为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更突出。[4]此外，APEC有十个成员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APEC内部就全球治理问题形成共识，有助于二十国集团推进全球治理。

  APEC对中美两国都意义重大。据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提供的数据，美国前15大货物出口市场中有9个是APEC经济体。而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则表明，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中有8个来自APEC。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自由化程度都很高，贸易都在各自经济总量中占比较重，特别是中国高达53.6%，人均贸易量中国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却高于中美人均GDP的比例。从贸易结构看，中国的强项是制造业出口，美国的优点是货物进口和服务业出口（参见图1）。

  2013年，中国与APEC成员的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达到25311亿美元，比美国多出1174亿美元。而2004年时，中国与APEC成员之间的贸易总额只有美国的55%。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美与APEC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奥巴马政府的出口翻番策略推动了对APEC成员的出口，但中国与APEC成员的贸易增长态势仍然快于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APEC对中美而言其重要性都在下降，比如1999年APEC成员曾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5%，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4.6%。换句话说，中国当年要比美国更加依赖与APEC成员的贸易。金融危机之后，形势则转了，美国要比中国更加依赖与APEC成员的贸易。尽管2013年中国与APEC成员的贸易总额大于美国，但APEC成员占中国外贸的比重要比美国低大约2%（参见图2）。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贸易关系早就全球化了，中国现在有更大的外贸战略空间以及更有谈判力的外贸权重去影响APEC的机制建设。

  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慢慢的开始主导APEC的贸易关系呢？实际上，双边贸易总量占优并不能说明中国获得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当前国际贸易明显具有产业链特点，在产业链上游、终端产品领域具有优势的国家其话语权更强。就APEC的其余19个经济体而言，美国仍然在贸易投资领域占据特定优势。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提供的产业链贸易数据计算，按照最终产品在中美市场的贸易额衡量，APEC成员与中美的贸易关系可以大体上分成四类。

  第一类，与美国的贸易额明显高于中国（三倍左右），比如澳大利亚和越南。中国2007年起就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从最终产品贸易看，美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作为出口目的地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澳大利亚仍然将美国而不是中国视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的情况与此类似，2012年越南最终产品向美国出口171亿美元，出口到中国的只有56.6亿美元。越南是近些年来承接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国家，越南外贸在2007年加入WTO后有了更快速的发展，但也代表着跨国公司对越南经济影响力日渐加重。由于零部件贸易最终只可以通过制成品实现运转，中国对越南经济话语权的影响力要小于美国。

  第二类，与中国（大陆）的最终产品贸易额超过美国，比如韩国、台湾地区以及菲律宾。2009年，韩国最终产品向中国的出口达到235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国出口，2012年差额逐步扩大到84亿美元。台湾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2010年，台湾地区最终产品向大陆的出口首次超过对美国出口，差额达到34亿美元，2012年逐步扩大到49亿美元。菲律宾2011年对华最终产品出口首次产超过对美，2012年差额上升到11亿美元。不过，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唯一的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体。尤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菲律宾的外资主要来自于中国香港、美国、日本、新加坡和英国，进入产业领域则是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地产等。对菲律宾来说，全球第三大投资国中国并不太重要。阿基诺政府执行的政策尽管帮助菲律宾实现了外资增长，但其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则严重妨碍了中菲政治互信，进而影响到双边经济关系。

  第三类，对中国出口趋近于美国，如日本、泰国。日本的制成品对华、对美出口差距的缩小始于2000年。1999年，日本最终产品对美国出口是对华出口的11倍多，随着中国加入WTO，两者的差距逐步缩小，2004年跌破3倍，2008年跌破2倍，2011年更是缩小至1.1倍。但随着中日争端波及到经济关系，以及中国国内经营成本上升迫使日本跨国公司转向东南亚和南亚，日本制成品对华出口首次下降，2012年比2011年缩减67亿美元，而对华出口与对美出口的差额扩大至224亿美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最终产品对华出口增速远高于对美出口，2001年对美出口是对华出口的15倍，2007年下降至不足2倍，近几年更是跌落至1.2倍左右。

  第四类，对美国出口依然高于中国，但对美国呈显著的下降态势，比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1996年，新加坡最终产品对美国出口达到了一个高峰，约有124亿美元，而2012年不足58亿美元，同期中国则从6.5亿美元上升至43亿美元。香港的情况更为尖锐，美国作为香港最终产品的出口市场，其金额只有20年前的24%。中国大陆作为香港最终产品出口市场的地位尽管会降低，但其态势远比美国更平缓，从1997年的18亿跌落至2012年的16亿。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结构更是金融服务业主导、而非制造业。对于这两个城市型经济体而言，中美可能都不需要或者说无法通过制成品贸易来影响其经济关系。

  上述四种类型的经济关系模式表明，中美各有自己的优势，但鉴于美国在该地区拥有的盟友、准盟友数量，美国通过运作政治关系影响双边贸易的权势仍然大于中国。美国通过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大大降低了东道国的安全防务开支，扩大了军工产品的贸易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通过本地消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外军事演习客观上通过信息共享提升了本地安全治理能力，这些都将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安全关系有比应对外部威胁更复杂的政治经济考量。反过来讲，政治关系恶化，则必然波及到经济。日本、越南等国的例子已经说明，如果不妥善管控政治安全矛盾，双边经济关系的走势会趋于停止甚至倒退。

  如果进一步考虑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中美在APEC的经济影响力将更加向美国倾斜。比如，以菲律宾为例，尽管中国在菲律宾最终产品出口方面地位高于美国，但推动这种最终产品贸易的还是跨国公司，而菲律宾的外资来源地主要是欧盟、日本和美国，三者加起来超过50%。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甚至远低于新加坡对菲投资，自然也就谈不上多少影响力。

  外资的运营主体主要是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在政治游说、跨国议题讨论以及社会责任建设方面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2013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只有美国的66.1%。近些年，中国崛起为对外投资大国，特别是2013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差距，在APEC21个经济体中，2013年美国、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别达到3383亿美元和1357亿美元，占整个APEC对外直接投资的36.2%和14.5%，美日两国控制着APEC对外直接投资的半壁江山。中国以1010亿美元位居第三，紧随其后的俄罗斯、香港分别为949亿美元和915亿美元，三者占APEC对外投资总额的30.7%。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大大落后于美国意味着中国在上述领域的影响力弱于美国。如果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能够较快推进，中国通过在美国直接投资设立公司，转换身份或者获取技术品牌再度进入第三方市场，将更加有利于创造和推广中国软实力。在外资领域，中国要做的工作可能比贸易领域多得多。

  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都具有挑战性，因此提出了“再平衡”的全球战略来应对地区局势变革。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受限于国内政治，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以东盟为核心，“东盟+6”于2012年开始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模式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目标、自由化范围内容以及成员数量都不同，但有学者指出，RCEP和TPP是走向以APEC为基础的亚太自贸区的两个阶段。[5]

  中美争夺APEC领导权的有关争论应当放置在这类前景中去解决。由于中美明显不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两国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中国主要依据自己的发展阶段特性，而不是与美国竞争为标杆，制订在APEC的政策。

  中国应区别对待物质性、制度性和观念性的领导权。美国在APEC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物质性因素，特别是国内市场作为APEC成员最终产品出口目的地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维持与美国跨国公司在地区内运营所带去的制度性和观念性影响紧密关联。长期以来，美国政治和跨国经济精英对什么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看法高度吻合，美国和APEC成员经济关系的深化符合美国政治精英的利益，即一个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更加自由化、在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方面执行美国标准的地区一体化，将支撑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政府力量和公司力量在APEC如何促进本国国家利益方面应深入探究。

  中美国内政治经济模式对地区一体化影响有显著差异。按照WTO提供的2008年数据，在总出口中增加值的外国来源部分，美国占15%，日本占19%，而中国高达33%。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目前高居世界出口第一大国位置，但国内增值部分大大少于美国和日本。在全球贸易大国中，只有德国可能略接近于中国的数据，为28%。因此，中国如果要提升对APEC成员的吸引力，必须要在国内完成更多的价值增值功能，培育更多的跨国公司，以便让周边邻国的跨国资本、技术在更广阔的地区范围内整合资源，而不只是在中国的外围整合资源。简而言之，中国能够最终靠在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中，进一步延伸价值链，在投资进入领域、数据流动和规制协调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重视政治安全因素对地区经济秩序构建的影响。众所周知，同盟体系是美国维持地区领导力的支柱之一。APEC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议题并不涉及到安全因素，但是自2001年起，全球慢慢的变成了地区内国家共同关注的议题。[6]APEC在提升共识、促进地区内非安全问题解决方面的能力也逐渐提升，比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议题近年来成为APEC讨论的重点内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相互依赖理论认为，总体权力优势有时并不能转化为功能性问题领域的权力优势，两者往往并不匹配。因此，中国在推进APEC一体化进程时，需注意安全议题的反推效应，安全议题往往能形成共识性意见，带动经济议题往前走。另外，也要注意综合国力强大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功能性问题领域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