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法律是否良善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对关系国计民生重要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民生领域的事件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备受社会关注，而相关事件的发生，也推动了一些重要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和出台。
立法机关应当抓住契机，针对民生领域存在的明显问题，加快推进和完善有关规定法律。一方面，要认识到民生立法的重要性。推进民生领域立法是长远工程，不仅要规范解决当前问题，还应该要考虑长远问题，关系人的一生幸福，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阶段关系紧密，需要统筹谋划好未来，确保人民群众获得感的连续性、稳定性；推进民生领域立法还是政治工程，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着力保民安、凝民心、聚民力。另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立足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确保法律之间的和谐以及法律体系的统一。
近几年，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与个人晋升挂钩的制度规则下，一些“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们不惜把同一主题稀释拆分为多篇“水文”，或者“新瓶装旧酒”式的对既有研究结论重新包装发表，以实现科研发表数量的最大化。在这一套“唯论文”量化指标评价体系的控制下，被扭曲为一种只有空洞的数量，毫无内涵和思想贡献的“学术快餐”。这种现象极大地挫败了许多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违背了科研工作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投入较长的时间。更严重的是，这种体系从根本上扭曲了学术研究的宗旨，把以发现和回答真问题、贡献新知识和新思想，或者就重大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旨归的科研工作，异化为一种在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界内部自我循环的文字游戏，降低了科研工作对社会整体的贡献度，浪费了科研成本。
脱贫攻坚改变了中华民族与贫困缠斗千年的命运，其综合效应其实已经远远超出脱贫本身。笔者调查中发现，脱贫攻坚同时还实现了农村社会的移风易俗。
比如，脱贫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些贫穷的地方“天价彩礼”“薄养厚葬”的风气。很多贫穷的地方的婚礼大操大办，甚至衍生了骗婚、冥婚等社会问题。脱贫攻坚过程中，各地党委政府通过教育引导，普及文明理念，成立红白事办理制度，推动厚养薄葬改革等方式，深入整治了这种不良风气。
再如，贫穷的地方少数贫困户缺乏主动脱贫意识，“等靠要”思想严重，脱贫攻坚的过程也成为培养内生动力的过程。各地各级政府都在积极开展“志智双扶”，“扶志”就是改变“等靠要”思想，变“输血机制”为“造血机制”；“扶智”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结合实际对贫困户进行培训，使其掌握技能手艺，为“主动脱贫”创造条件。
高质量农业供给体系不仅在产出形态上表现为提供更多优质农产品和服务，也体现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具有高度适应性，供给与需求能够在高水平实现平衡并形成良性循环。高质量农业供给体系具有以下4个显著特征。高匹配性是指农业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可以有明显效果地满足多元化、个性化、一直在升级的消费需求，供需适配；高效率是指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投入质量高，且能够自主有序流动、高效公平配置，以此来实现较高的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高效益是指通过农业产业链提升和多功能拓展，能够创造出更好的经济效益、更多的增值收益；可持续性强是指农业生产系统与自然ECO有机耦合，资源环境可承载农业长期持续发展。
慕课，即英文“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词首字母组合（MOOC）的音译，其概念在2008年被提出，2012年在美国爆发式增长。自2013年起，慕课在中国得到快速的提升。截至目前，我国上线万门。其中，人文素质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而专业课、研究生课和跨学科课则比较稀缺。对此，亟须做好顶层的导向设计，加大优质在线资源定向供给。
建设慕课的初衷之一，就是向公众开放大学围墙内的课程，推动教育公平。现在看来，不平衡依旧存在。不少信息素养高的学习者充分享用了“互联网+教育”的红利，但更多对此不够敏感的公众却并未从中受益。传统由经济社会地位造成的“知识鸿沟”，在加入技术这一变量后，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此外，围绕慕课形成的市场生态也不容乐观，8年间，大多数慕课平台仍处于跑马圈地的状态。若要推动在线教育行稳致远，一定要解决平台的自身造血问题。这需要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协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的具体实际的要求。这相当于要求打造一大批掌握核心技术、关键工艺、环节和产品的隐形冠军。
和其他企业最大的不同是，这些“隐形冠军”企业一般规模并不巨大，而是专注小范围的某一品类产品，同时在全球化中成为世界市场的领导者，在某一特定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顶尖地位。“隐形冠军”企业的批量化出现，与整个社会形成了持续稳定的创新文化和营商环境紧密相关。也就是说，鼓励试验、容忍犯错的创新文化，以及让依靠创新的实体经济企业挣到更多利润的营商环境，才是“隐形冠军”企业批量化涌现的前提和基础。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成绩斐然，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经历了三次范式转换，从“人学范式”、“现代性范式”到“后女性主义范式”，从演进逻辑上看，呈现从单一到丰富并逐渐深化的走势，逐渐由文学层面向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开拓和推进。范式的转换在令研究和批评实践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不免出现一定的偏颇。简言之，即文化政治学的意味越来越强，而文学研究应有的语言—审美等元素被削弱或弱化，文学的审美分析受到排挤，没有正真获得应有的重视。相较而言，新时期以来我国女性主义理论建设少有自主创新，批评实践则较为繁荣，形成不均衡的发展格局。
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见太平洋将发挥“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开辟世界贸易新方向。对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洋时代的解读，需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洋时代的理论方法有预测太平洋时代的阶级分析方法、研判太平洋时代的“人体解剖”方法、把握太平洋时代的世界历史方法、诊断太平洋时代的矛盾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洋时代的价值意蕴表现为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化发展、世界历史的积极成果、世界经济贸易中心的转移、无产阶级变成全球历史的主体力量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洋时代的当代启示在于，必须理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顺利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必须顺应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大趋势，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必须打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必须抢抓太平洋时代历史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面对资源稀缺的世界，为了获取更多享受，个人会依据代价作选择：代价越大选择意愿越弱，代价越小选择意愿越强。这就是需求定律。理性人根据代价选择行为方式，从合约角度看，价格变化往往反映不同的商品数量条款与质量条款。而且，不同定价费用决定了不同的价格安排方式，反映了不同的数量与质量条款安排方式。一般来说，把难以预测的收入权与控制权界定给对将来收入影响更多的一方或者具备信息优势的一方，能够降低包括考核资源质量在内的定价费用。真实的生活中，像重复购买、商标、品牌、连锁经营、利润、分成等生产经营模式就是人们降低定价费用的表现。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用“春秋战国”来统称这段历史，使它们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其实，从春秋到战国，变化之大，堪称两个时代，两种气质。
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礼乐不再为天子所垄断；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春秋与战国，不仅理想不同，而且欲望迥异。春秋争霸，各国依然恪守周礼，开战前要等到一整套礼仪完成才开始交战，战争进程中，天子还要派观察员来对战争进行观察，并根据周礼对结果进行仲裁，这样的战争有点儿像体育竞赛。到了战国时期，动辄数十万大军厮杀，既不讲礼仪，也不讲礼义。战国人的战争，没有文化，就用兵法，兵不厌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杀人盈城，灭他人之国，是一种崭新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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