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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日前公告社会，2019年开始，不再强制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后称“不强制要求”）。“不再强制要求”，就是从“过去强制要求”后退一步。对此新规，不仅社会多有不解，据悉清华教授同仁中亦有不适之论，声称若无“强制发表”，学生培养质量没办法保证，学生就业也势必受影响。对此，我们有必要做些分析。

  教育部没有对于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十数年前，由南京大学做始作俑者，中国高校开始通行“强制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后称“强制发表”）。按照这一个规定，各高校以在核心期刊（近年通用“C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为申请博士学位的要件。

  这个规定在全国高校中实行，伴随着全国学术职称评审的论文指标要求，致使全国学术论文发表几何级数飚升的同时，几乎是一夜之间将全国学术期刊推到层级分明的卖方市场。是否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中属于A/B/C某一类，决定该期刊的市场价值。

  对于博士生，核心期刊成为绝对稀缺资源，不仅洛阳纸贵，而且作威作福。中国学术期刊普遍缺少西方学术期刊的以学术为本位的公正、科学的审稿体系，它的审稿是人治主导的。在版面成为稀缺资源的同时，人治的主导权力就被相应放大。据悉，诸多核心期刊奉行“原则上不采用博士生论文”的用稿原则。

  那么，每年成千上万的博士生论文怎么被“采用”的呢？业内消息说，博士生发表论文有三个“绿色通道”：第一，花钱买版面；第二，导师挂名；第三，导师势力作用。

  “强制发表”直接给导师强加重绑。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学生毕业，导师至少要设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给每位学生“解决”两篇文章的发表问题，否则，就得让学生“自筹”。对于学生，“强制发表”则成为必须求赎的“原罪”——或者花大价钱买版面，或者“仰仗”导师或其他途径的影响力。

  因为考虑到博士生发表论文的“实际困难”，各高校不得不对“强制发表”做降格软化处理：

  其一，允许并且鼓励导师挂名学生发表论文：导师挂名发表论文，既认可为学生成果，也认可为导师成果；

  其二，只要署名发表，无论书评、会议综述，够字数既认可为“学术论文”。学生为了发表而发表，不问学术与否，更无顾及是否与博士论文主题相关，捧场，应景，改头换面，东拼西凑。

  因此，我们正真看到，多年以来，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放卫星式的高产，博士论文质量和水平逐年断崖式跌落，以至于教育部不得不斥巨资实施博士论文答辩前后双重抽检。

  我们知道，国外高校没有“强制发表”的规定。国外名校，诸如哈佛、牛津等，不强制要求博士生发表论文，但其中一些院系鼓励博士生发表论文。北京大学自2018年开始也取消“强制发表”，改为“鼓励发表”。

  为什么不是强制、只是鼓励博士生发表论文？这是博士生培养规律决定的。博士生培养，是对高端专业人才的培养，培养的目标是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领导能力基础，并且开拓空间。因为专业差异，导师培养方案差异，以及博士生个人差异，博士生培养必须是个性化的，而不是范式化的。

  学术论文的撰写，是一项创新性研究工作，奠基于独立探索和思考，是不可强制的。而且，学术论文的发表是有较长的周期性的。多种因素的叠加，强制要求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无异于让母牛做母鸡的工作——母鸡也不是强制就可生产的。

  十多年来中国高校对博士生的“强制发表”要求，实际效果是对博士生学业的严重扰乱，让学生把艰深苦探的学术工作，变成立杆见影的生活技能。追根溯源，“强制发表”，是高等教育中违背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的急功近利之举，它不仅直接伤害博士培养，而且对于学风建设是严重误导。

  “不强制要求”是否就是对博士培养放任自流，就缺少对博士生学术水平的有效检验手段？“不强制发表”是否丧失了鞭策学生学术写作和发表的动力，从而致使他们失去了在就业起跑线上的第一优势呢？这样的忧虑完全是十数年来的“强制发表”形成的错误定识。天下没有一篇优秀的文章，是“强制发表”的产物。

  “不强制要求”，正面讲，是给导师和博士生更大的空间，让师生的学术个性和创造力得到更大的自由度，从而得以极大限度发挥。实践证明，“强制要求”不能产生真正的学术创新，只能产生低水平重复的“强制发表”。

  作为“强制发表”的产物，这种论文是不会有真正的就业竞争能力的。从提升博士生学术水平、培养博士生端正优秀的学术品格着眼，我们要激励的是学生独立创新并且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这种治学精神的培养，是救治当下的严重学术腐败，为中国学术未来开拓清流的根本之举。

  博士生培养工作的核心是，在导师指导下，博士生独立完成博士论文。提升和检验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博士论文是唯一核心，也是唯一手段。博士生在学期间，必须集中精力、专心致志从事博士论文研究和撰写。

  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应该是而且必须由博士论文来代表。如果一个社会对于一个博士生的评价和取舍，不是以他的博士论文水平作基本指标，而是计算他是否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以及发表数量，那么，这就是该社会丧失了对博士生的学术判断能力。这是高校的悲哀，也是导师的悲哀。

  我为写这篇文章，专门询问一位留学归国的哈佛博士，被告知：“据我所知，哈佛那边人文社会学科是完全不要求发表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博士期间的导师是比较老派且严格的学者，她的观点是进入学术界的第一篇文章须得有代表性，所以她甚至不鼓励学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因此，取消“强制发表”，不仅是给导师松绑、给学生解难；而且是让博士培养回归到博士论文水平的提升，归根到底，是让博士培养回归学术本位。我们的教授同仁受制于“强制发表”定识，奉守“无强制，无培养”“不发表，不学术”的观念。这位哈佛教授的博士培养理念，是可以让我们教授同仁反思的。

  理想岛于前日还综合整理发布了《中国30岁留美博士自杀：疑因导师逼迫发表错误数据的论文，遗书令人心碎》，博士身负的论文压力并不会因为国界问题而有轻重之分。以下是原文——

  来自中国的佛罗里达大学博士班研究生陈惠祥 (Huixiang Chen，音译) ，13日被发现在校园办公室悬梁自尽。

  佛大警方14日说，12日有人通报30岁的陈惠祥失踪，警察和其他人展开搜寻，可是只找到他的车，没发现他的人。

  13日上午8点左右，到陈惠祥工作的班顿大楼上班的人，赫然发现他的尸体，立刻报警。班顿大楼是佛大电子和电脑工程系馆。

  校警说，他们已通知死者家人，目前未曾发现任何不法情事，不过警方还在调查。

  据悉，最近因论文问题，身边的朋友都觉得陈惠祥不太对劲，因此12日晚上发现他失踪后，大家到他经常去的地方寻找都不见踪影，发短信、打电话也没有回应，于是要求校警协助，并在朋友圈和学校里发布寻人启事。

  陈同学今年30岁，正在佛罗里达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生前疑似与华人导师李某产生巨大矛盾。

  在陈同学自杀后，他的邮箱中设置了一封定时邮件，他的父母、女朋友以及他在佛大的导师李某均收到了这封“遗书”。

  而在失踪之前，陈惠祥曾发微信给朋友，表明了自己学业上的压力，并说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

  消息人士说，陈惠祥的博士论文原来已经投稿成功，即将发表，可是他发现起始数据有误，整个论文被全盘推翻。

  教授表示如果撤销论文，陈惠祥六年心血将全部作废，没有办法获得博士学位，另一个办法是装作不知情，直接发表论文。

  但是，陈惠祥担心发表数据明显错误的论文，万一日后被同行看破，不但影响其他人的研究，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也会断送。

  在陈博士的个人网站页面上，我们得知，他的确是有着比较强大的学术研究背景，是一位较扎实的科研工作者。

  我们甚至还在获奖部分看到，陈博士曾拿到由IEEE这个知名的电气电子工程学会和美国国家科研基金会颁发的，帮助做研究和交流的学术奖金。

  这也难怪，“论文出错事件”的潜在后果，加上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在意，会对他造成较为致命的打击了。

  随后，记者联系了李教授，但是李教授却表示6月8号因为家里有事回了中国，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

  后来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陈博士的导师李教授又说，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震惊和惋惜”，也向陈博士的亲属表达了哀悼，并提供了帮助。

  不过，由于调查还没结束，陈博士的父母已经动身前往美国，希望获取更多的细节和信息。

  虽然目前警方还没有释出更多详细的信息，但陈博士的形象已经很明确了：面对高压导师他极度能忍、面对学术生涯他非常在乎、面对自己他要求严格。

  甚至是在面对自杀这样的念头时，他都会制定计划，先消失再动手，还会定时设置邮件发送时间，让家人导师能获得“一手信息”。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陈同学的生前好友所言属实，他的的确确遭受过“野蛮”的对待，在毕业论文问题上，明知有问题，还有逼迫学生发表。

  整整六年的时间，都在为自己的热爱的研究倾尽心力，得到的却是一个“造假就可以拿学位”的回答，这恐怕并不是陈同学的“初心”。

  2016年12月，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名来自中国天津、品学兼优的留学生刘凯风在家中自杀身亡； 2016年11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来自中国上海的留学生杨志辉自杀身亡；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留学生小陆(音译)跳冰湖自杀； 2015年1月27日，耶鲁大学中国留学生王璐畅从金门大桥跳入旧金山湾自杀； 2014年8月21日，加州州立大学富勒尔顿分校中国留学生林旭(音译)跳楼自杀； 2012年10月26日，素有“MIT才女之称”的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中国留学生郭衡(音译)上吊自杀……

  要知道，这些学生无不是经过了痛苦的雅思、托福一系列考试，不断地提交申请，奋斗了无数个日夜，才终于来到梦想中的学府。

  据耶鲁大学研究人员2013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45%在耶鲁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报告自己有抑郁症状，29%表明了自己有焦虑症状。

  另一些包括澳洲和英国学校在内的高校调查也收到了类似的反馈。更不可思议的是统计显示，在美国各种族裔中，华裔的自杀率最高。

  尽管这些留学生各自面临的问题并不一样，但从他们的困扰中，我们依然能发现不少共通点。

  在之前十多年的学习经历中，中国留学生更适应以结果为导向的学习方式，而这无疑和美国强调分析过程及批判性思维的学习方式相冲突。

  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学生们越努力，越有一定的概率会加深他们在国外的挫败感。

  他们一堆堆精心整理的笔记并不能促成一篇论文提纲；历史考试问的问题往往是关于假设情景的看法，而非他们努力记住的历史事件。这一切无疑令人灰心。

  在此前美国西南部一所大学针对19名中国研究生的调查中，他们都表示他们的压力来自很难取得导师的信任。

  而另一些人坦言，晚上经常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自己白天和导师聊天时候词不达意的地方，比如不愉快的谈话，或者给导师的邮件中是否措辞不当……

  对于工薪阶层的孩子来说，这笔花费可能是父母倾尽毕生积蓄才换来的。无疑，这加大了孩子们的压力，他们恐惧失败。

  因为他们会焦虑：自己的成绩是否配得上工薪阶层的父母为自己付出的大笔学费，这种焦虑甚至远超出高考的焦虑。

  尽管，在此前多次发生的中国留学生自杀或猝死事件后，学校在发布给全校学生的信件中总会在最后提到心理咨询的热线及咨询方式等等。

  而在这些进行过心理咨询的同学们看来，它的存在似乎也是颇为鸡肋：除了等待周期的漫长和咨询时间的有限。

  更大的窘境是——语言障碍正是很多中国学生压力的根源，他们很难用英语去表述自己的困惑和情绪。

  当我们理解了中国留学生的压力，我们或许也该意识到，这些困扰，不只是属于留学生，国内的诸多孩子也也许会出现相似的问题。

  当你的生活发生不如意事情的时候，可以先身边的好朋友进行倾诉，排解你的烦恼，实在解决不了可以去做心理咨询，要相信自身，没什么是你不能解决的。

  同时，我们也要提醒海外对同学，如果你身边有状态和情绪不对同学，请多多留意，多多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