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当下管理学界很看重书的出版，但有很多是编写的、变相翻译的，甚至是公开抄袭而成的，真的应该给管理学出书虚热泼点冷水。相比之下，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要严格得多。”近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正常采访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汪寿阳比较了管理学领域“出书”和发表论文之间的不同。
据汪寿阳介绍，他自己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是中国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工程学科开创人之一的许国志院士。从许国志院士那里，他不仅学到了知识、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和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老一辈科学家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情对我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国志院士曾多次告诫我们别急于写书，认为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对科研工作者而言更重要。在西方的学术评价中，学术成果的影响以及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往往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一辈子只发表了为数很少的几篇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专著，但他的每篇论文在国际上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汪寿阳说，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往往要经过多位同行专家的认真评阅，常常在正式发表之前要进行多轮修改，因此，论文发表的过程其实就是整个研究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而书的出版，相对而言就没有这样严格的审查程序了。”汪寿阳表示，虽然很多出版社也有专家审稿一说，但其严格程度的确不能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的评审同日而语。“但相比而言，国内管理学界似乎更看重出书。”据汪寿阳说，他与国外学者交流时，他们都很惊讶中国内地一些青年人甚至每年都能出上几本书。
汪寿阳说，许国志院士晚年也很看重优秀专著和教材的出版，组织国内一批优秀学者集体写作《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和《系统工程的理论与应用》。两本书出版后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不仅获得2003年度国家图书奖，而且很多大学将这两本书选为研究生专业教材。“他去世前还与我讨论了有关书籍出版的问题，但他坚持认为，45岁前应把大好时光和精力放在做重要的创新性研究工作上，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上最好的专业期刊上；等做不动后，可以写些书，或是组织人把研究成果系统地进行总结，以专著的形式出版。”
“当然，管理学作为一个门类，分支学科很多，不同学科分支对应的研究成果的形式可以有所区别。但过分强调书籍的出版，对于学术研究确实已产生不应有的影响。最可笑的是，国内一些重点大学在进行职称评定时，竟然计数候选人所出版著作文字数，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想像不出，这样的指标体系对出重大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有什么激励意义。每年，中国内地的研究人员在管理学和经济学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与我们的教授和研究生的人数相比非常不相称，原因之一是绝大多数研究工作水平难以达到发表标准。这或许也是管理学界出书很热、评聘职称以出书字数为重要评价指标的原因。”
此外，汪寿阳认为，国内管理学界应重视研究方法论的学习与应用，使研究做到科学、规范。据汪寿阳介绍，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担任常务副主任期间，曾评价当时的中国管理学界：在中国内地的管理学院中至少1／3的博士生导师自己就不懂得做科学研究。几年过去了，黄海军教授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副主任期间也评论道：现在中国内地的管理学院l／2以上的博士生导师自己就不懂得如何做科学研究。
汪寿阳表示，他与黄海军讲的“不懂得如何做科学研究”，是指“不懂得科学地做规范的研究”。“当然，这样的评价得到一些同行的异议和反对，我们也不愿意就这些具体的比例数字去作任何解释，其实是担忧中国管理科学界相当比重的研究不规范、缺少有效工具的支持，很难在重要国际期刊上发表。”
据汪寿阳介绍，最近几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教育部支持了一批与研究方法论有关的暑期学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希望我们大家都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并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使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一个快速提升。
汪寿阳希望有关管理部门在考核与评价研究成果时，把重点放在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和影响方面，切实重视管理学领域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