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学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以及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具体来看，环境史学是将生态学的概念和范畴、观念和意识、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以生态学的理念和话语来诠释人类历史。作为历史学新领域的环境史学，对历史研究具备极其重大推动作用，提供了多种极具价值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全方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发挥好环境史学的致用功能，不断拓展环境史研究发展新空间。
将自然纳入历史叙事。“自然进入历史”是环境史学的首要特点，为的是探究自然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自然之所以要入史，是因为自然始终是塑造人类历史的重要力量。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生活、生产等经济社会活动时刻离不开自然。然而，传统史学叙事对自然的关注有限，有的研究只是将其作为“布景和道具”，认为自然是静止和受动的，而非能动的积极力量。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缺乏对自然高度关注的历史是片面和不完整的。环境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自然以及诸多非人类要素纳入历史叙事，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从而使历史更客观、更全面、更真实，让历史书写更加丰富多彩。
关注人的生物属性。“人类回归自然”是环境史学的另一重要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环境史学研究更加关注人的生物属性，从人的基本生活环境和生活需要出发去讲述和书写人类历史，这对于历史研究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人类本身及其从事的经济社会活动是要受生物属性和生物规律支配的，是不能脱离自然的。以往历史研究关注人的社会属性更多，对自然属性、生物属性的关注相对较少。这有其道理，但也限制了人们对历史的全面、深入、系统理解。环境史学从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人类活动，辩证地看待人类历史的演化，这有助于客观评判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知灼见。
坚持生态理念。环境史学的要义是将生态理念和生态意识引入历史研究，实现了史学传统研究范式的更新。在历史观更新方面，环境史学更新了传统的历史动力观，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联系起来，着力解析两大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复杂的有机关联与协同演化，从生态理念来探究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此外，环境史学还带来了全新的生态史观。传统的历史编撰模式强调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多方面的有机关联研究不够深入。环境史学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撰形式，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线书写历史。生态史观的引入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维度和范围，有助于建构一种立体、多维和全面的历史。生态史观的引入还更新了历史评价标准，引导人们更看重自然ECO的平衡、稳定与美丽，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认识论完善方面，环境史视野开阔、涵盖面广，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纳入统一体做综合考察，体现了一种整体认识。由此，历史研究工作者可以从整体角度看待自然和人类的历史，并对两者关系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解，这有助于摒弃线性因果思维，增强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社会规范、文化价值与自然过程的相互作用是很复杂的，环境史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文化与自然相互作用、彼此塑造和影响。对环境史而言，自然不是静止的，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人不但是历史和文明的创造者，也是自然的干扰和破坏者，还是生态的修复者。通过这样的揭示，环境史学能够呈现给世人的是历史的多重面相，这种多元、综合思维和认识对于科学地认识历史具备极其重大价值。
丰富历史研究主题。自兴起发展至今，环境史学提出了大量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论题，诸如生态扩张、生物大交换、荒野、景观等，构成了一套新的历史学话语体系。在环境史研究者笔下，进入历史舞台的角色和上演的历史故事丰富多彩：玉米、棉花、马铃薯等作物，驯养动物、野生动植物、气候变迁等，都被纳入历史叙述。环境史学为很多传统历史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城市史等，提供了新的考察和研究视角，甚至形成了一些交叉学科，如环境政治史、环境经济史、环境社会史、环境思想史等，同时也开拓了很多新的历史学领域，如森林生态史、动物史、海洋环境史等。由此，环境史学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历史研究的主题。这既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显著地增强了历史学的魅力，扩大了历史学的受众。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