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宝app官网下载
袁振国:标准化教育不改学生不会判断难以胜任未来
来源:欧宝app官网下载    发布时间:2024-02-27 14:29:55

  推荐入选论文的共同特点是重视社会现实和学界动态,善于发现和提炼问题,彰显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学理性、科学性品质,并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开拓性。

  澎湃新闻记者与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获奖者展开对谈,看上海社科学者如何在现实关切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数字时代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教育形态产生了巨大冲击。从固定学校和班级的大规模、标准化教育,到随时随地的个性化教育,数字化、智能化为现代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终身教授袁振国认为,立足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和未来需要,工业时代的教育学、学校语境下的教育学、西方话语体系的教育学必须实现历史转向。

  在上海社联2023年度论文《教育学的历史转向——关于教育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考》(原载《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中,袁振国从教育学话语的领跑转向、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创新转向、教育学社会服务的高质量转向等方面,阐述了实现教育学历史转向的目标与路径。他提出“以院系为矩、以中心为阵”的矩阵结构,认为大学学术建制的改革创新必须适应学科发展综合化、一体化的趋势,从单一垂直结构走向多元互动结构。

  袁振国指出,中国当下的教育变革,首先要将教育和社会紧密相连,把知识、技术的更新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确定以个人发展为本位的思想观念。教育要为每个人的再发展,提供不断的终身教育。

  澎湃新闻:您的论文是基于当前中国教育学怎样的发展现状?为啥说到了历史转向的时刻?

  袁振国:这篇论文基于非常现实且紧迫的问题——中国的文化、学术如何在世界格局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从“跟跑”发展为“并跑”乃至“领跑”。

  工业革命后,教育学作为西方舶来品被引入中国,但随时代变迁,西方的文化、理论和理念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也难以指导中国实践。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通过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因此,中国教育学的第一个历史转向,是从运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学术指导中国教育实践,转向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中国教育话语体系,热情参加人类文明共建。

  中国教育学的第二个历史转向,是从工业化以来的现代教育制度,转向适应数字化未来的教育形态。工业革命以来的教育有两大特征,一是效率大规模提高,使得人人接受教育成为可能;二是标准化、统一化,但对心理、性格、发展潜能等各不相同的个体实施统一的教育,仿佛生产“工艺品”,无法有效促进个体发展。

  今天,数字化、智能化为教育从大规模、高效率、标准化转向个性化带来极大可能。学生接受教育的地点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学校和班级,学习生涯也不再以毕业离校为终点,他们能随时随地学习和接受教育。因此,数字化不仅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教育形态产生了巨大冲击,还会带来更大变革。目前,教育学理论关注的仍是工业革命背景下如何办学和教育的问题。但如何塑造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教育形态,才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值得探讨的问题。

  时代的要求,使得中国教育学的历史转向正加速发生。现在无论是学术界、决策者还是普通大众,对于教育问题都存有理论上待解的困惑。理论走在了实践的后面,我们应该尽快回应这些问题。

  袁振国:这篇论文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教育怎么来适应转变、胜任未来。世界一直都在变化,人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也在改变社会,并引导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教育为我们形成适应未来、改变未来的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很多方面成为了世界学习的样本。中国要想为世界的教育发展做出贡献,首先要解决自己的教育问题。要在教育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形成教育学自主话语体系。尤其是在科技发展方面,随着国际交流加深、相互影响增多,中国要学会设计议题、制定解决方案,才能回答这一领域的全球问题,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

  袁振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提出的“共同富裕”,不仅针对物质经济层面,也包括文化思想层面。文化思想上的共同富裕需要教育改变现状,因此教育承担着特别使命。

  首先,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要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包括人、学校、城市、地区之间的公平。中国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正努力缩小这种差距。其次,缩小教育差距不是将高水平降低,使教育达到总体平衡,而是让教育欠佳的地区、学校和个人发展得更快、更好,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但是,如何加快培养创新人才?如何在重大的、基础性原创研究中有所突破?中国教育在政策和方法上仍面临很多重要的待解问题。

  澎湃新闻:随着人工智能、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逐渐重要,中国教育学如何创新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袁振国:以AI为引领的技术正迅猛发展,给传统教育带来了根本性颠覆。以往的教育模式主要是老师提供给学生知识和答案。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出现,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新知识,相对而言,获得答案就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提出问题。

  然而,无论是ChatGPT还是其他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时会随意编造虚假信息。因此,AI时代最需要的就是学会判断。中国教育在培育学生的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方面比较欠缺。虽然这看起来是教育学生的方式的问题,但实际上关系到教育思想,中国从整个教育体系到课程、教材甚至是师生关系都要发生改变,因此挑战很大。

  中国教育要将提供选择、学会选择作为改革的思路和方向,这与标准化教育针锋相对。标准化教育给学生提供同样的教育内容,要求用同样的时间、速度获取同样答案。今天新事物不断涌现,学生需要在变化面前快速做出决定,仍然采取标准化教育将使得学生难以胜任未来。

  我所谓的“选择”是指从教育方法、教学内容再到教育体制,都要让学生拥有自主选择的可能性。比如,问题只有一种答案吗?学生各有所长,是否应该学习同样内容并以满分作为统一要求?学生入学后所处的班级必须长期固定吗?他们能自主选择授课老师吗?这些都有可选择性。

  事实上,为了适应流动性大的现代社会,目前很多学校正进行“走班制”改革。数字化、智能化与教育的深层次地融合,为所有学生自主选择老师、教材创造了条件,使得塑造未来的教育形态成为可能。虽然线上学习的质量存在争议,但在疫情期间,中国2亿多学生停课不停学的实现,推动了数字化教育改革的实践。

  澎湃新闻:关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该如何思考并在教育体系中做出改变?

  袁振国:所谓教书育人,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现在的教育很注重思想品德教育,通过政治课、思想课、道德课等各类活动,形成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实,在学科中自然而然地渗透也是有效的育人方式。

  语文、历史、哲学等课程本身的思想性、文化特征不言而喻,但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同样含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老师在教授科学知识时,可以将科学家如何含辛茹苦、甚至献出生命取得成果的故事告诉学生。比如,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抗疟的有效成分后,就不顾劝阻亲自试服该提取物,认为这样才可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这种奉献精神正是高尚的人格教育。

  同样,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技术,更要让他们了解伦理规范,知道技术的危害性一面。比如,软件的算法定向推送会带来“信息茧房”,这对人的判断力和对世界的理解能力都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虽然人类对科技的伦理要求在先,但技术发展之快,却使得人类对其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后知后觉。因此,现在教育界很看重智能教育课程中的伦理科普,将科技的潜在副作用纳入教学的基本内容。

  澎湃新闻:近年来,大学应届毕业生求职越来越“卷”,教育学面临社会服务与人才服务两张皮的现象,教育学应如何改革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袁振国:社会需要的人才我们培养不足,培养出来的很多人才社会不需要。这一现实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第一,教育和社会相对脱节。教育往往立足于社会需要,通过提炼总结进行传播。由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快,教育在总体上相对慢于社会,但是也能够最终靠预见性领先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技术创新。

  第二,科技的迅速更新促使教育深刻变革。首先,我们要将教育和社会紧密结合,把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确定以“个人发展”为本位的思想观念。一直以来,中国教育形成以“学科”为本位的传统,老师、学生的教学活动围绕固定的课程、教材展开。如今知识、技术更新迭代快,老师应该把最生动鲜活的案例、最先进的理论及时引入课堂。其次,我们要强调产学研一体化。公司制作不仅需要先进科技和高校研究,除了大学以外的中小学学生也要有机会参与生产实践,了解社会的发展。

  袁振国:过去,人们一致认为从学校毕业就完成了一生的学习任务,就能一生胜任工作岗位。现在,一个人大学毕业后,平均岗位流动次数是10次到12次。如果一个人没有终身学习的思想,岗位被淘汰后,就会失去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因此,教育要为每个人的再发展提供不断的终身教育。

  当然,解决教育和社会的矛盾不仅需要政府、学校的努力,还取决于学生自己。现在有一种流行说法是“高中太辛苦了,我到大学是来休息的”。但其实,大学之后的教育属于提高教育,是提升社会生活竞争力的教育,倡导学生获取复合知识,选修不同课程,参与丰富活动。

  大学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 为学生提供了很多讲座、学术活动、交流机会。而有些学生却喜欢宅在教室、宿舍里,学校邀请优秀学者开讲座,还要想方设法组织学生来听。要想提高竞争力,学生要充分的利用学校的平台做交流,毕业后也能保持与学校的联系,通过挖掘学校资源促进自身发展。

  澎湃新闻:创新大学学术建制,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大学还存在哪一些问题?如何让学院与校内研究机构如何协同发展?

  袁振国:科学知识发展是不断分化的过程。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大学建立了不同的学院、系、研究机构,培养了各学科的专业人才。

  目前,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要实现学科的交叉融合离不开组织改革。传统的学术建制基于学科分化形成学院和系,这种管理体系分散了资源,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人员协作,不利于创新团队开展项目研究。因此,要创建“以院系为矩、以中心为阵”的矩阵结构。通过加强学院建设稳定现有学科的发展,同时通过创立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机构满足学科交叉发展的需要,有助于聚集不同学科的资源和人才。这一模式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共识,但在极短的时间内创建另一种制度还要消耗精力、消除障碍。

  袁振国:我们离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只剩10多年了,如何推动这一目标仍然是较大挑战。数字化、智能化为何能成为教育强国的新赛道、新优势的突破口?如何完成其中的突破和塑造?这是我希望能在2024年回答的主体问题,也是未来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