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大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为了进一步领会会议精神，本刊编辑部邀请“三农”领域权威专家对《建议》中有关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内容做深度解读，以飨读者。
摘要：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近二十年来，粮食进口规模持续增长，粮食进口结构一直在优化，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压力，有效满足了国内粮食市场的消费需求，粮食安全的“饭碗”端得更平。同时，粮食进口渠道的多元化进程加速，其在重心上不断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转移，中国规避粮食进口渠道单一带来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强，粮食进口的主动权得到强化，粮食安全的“饭碗”端得更稳。虽然粮食进口价格的波动有所减弱，为国内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国内外粮价倒挂曾一度加剧，凸显了国产粮食的市场之间的竞争劣势。2020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检验与夯实了中国在国际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利用国外粮食资源与市场的能力，也暴露出中国长期以来对大豆进口的依赖所可能面临的价格波动风险。对此，应借国际粮食贸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正经历大调整之“时机”，注重实现国内粮食生产的转型升级，继续将粮食进口渠道的重心从传统的欧美布局转向“一带一路”区域，用农产品金融工具强化价格风险管理，并以“食物安全”的观念丰富和完善粮食安全战略。
摘要：相对贫困标准的界定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前提。本文采用模拟收入分布方法还原个体收入数据，测算和比较不同标准下的贫困规模。中国相对贫困线设定既要考虑扶助范围和扶助力度的平衡，还要兼顾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与城乡二元分割现实，最终实现新的贫困线与前期绝对贫困线相衔接，同时充分反映城乡相对贫困现状。本文建议采用“方法城乡统一、基数分城乡与水平分城乡”的方式来界定相对贫困标准：统一采用收入比例法，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分别作为城乡相对贫困标准。在此标准下，2019年全国相对贫困率为12%，城乡相对贫困率分别为5.8%和21.5%，全国相对贫困人口规模约1.68亿人，城镇相对贫困人口约4921万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约1.19亿人。相对贫困阶段，中国将面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城镇贫困人口增幅大的双重挑战，需及时作出调整扶贫对象、扶贫目标与扶贫方式。
摘要：在实现全面脱贫的历史节点，谋划未来长期减贫战略是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举措，有必要重新审视贫困标准及整个财政体系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造了综合贫困线、国际相对贫困线和脆弱性调整贫困线三种相对贫困标准，采用匿名和非匿名评价指标，综合测度了“一揽子”财政工具的减贫效应与效率。结果显示：中国财政分配体系对实现精准扶贫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各种财政工具的减贫效应明显降低了农村相对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财政增益远大于财政致贫。其中，转移支付和基本社会保险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瞄准较好，配置效率较高，而整个财政体系的FI/FGP减贫效率仍有提升空间。据此，本文提出分地区逐步采用不一样相对贫困线的减贫方案，同时构建适应包容性增长的财政扶贫机制，优化贫困治理路径。
摘要: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收入分组数据，本文从弱相对贫困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相对贫困的长期变动，并对弱相对贫困进行分解以深入分析弱相对贫困长期变动的原因。本文研究之后发现：①2002～2019年城镇和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弱相对贫困深度和弱相对贫困强度都呈递减趋势。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高于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2019年中国农村和城镇处于贫困上限和贫困下限之间的人口数分别为12208.14万人和15164.18万人。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任务依然严峻。②2002～2019年，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了63.61%，这其中增长效应为-77.68%，分配效应为5.59%，残差效应为8.48%;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降低了26.59%，这其中增长效应为-25.59%，分配效应为-2.10%，残差效应为1.1%。③对弱相对贫困分解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增长因素有利于农村和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减少，但增长因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减少作用存在波动，对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减少作用一直在减弱。分配因素导致了农村和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上升，但分配因素对农村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影响存在波动，对城镇弱相对贫困指数的影响由减少变为增加。人口流动因素不利于城镇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减少，对农村弱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由减少转向增加。
摘要：大多数村庄资源匮乏，如何依托自身力量，内生发展集体经济？已有研究就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出了产权缺失说和社会经济说，前者提倡大力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者强调培育集体经济的社会性。然而，产权制度改革极易导致集体资产流失，带来“无公平的效率”，而过分强调集体经济的社会性，又轻易造成“无效率的公平”。本文针对两大学说的不足，提出公共治理说，并结合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构建了资源匮乏型村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理论框架，使用袁家村案例说明，即使资源匮乏，也能内生发展：一是资源共建，依靠村庄的社会资本共建公共池塘资源，破解资源匮乏困境；二是社会共治，建立中国化的自主治理规则，创新集体经济发展制度；三是成果共享，凭借灵活调整的股权配置，解决利益分配失衡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公共治理说的新视角，不仅为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也为丰富完善公共池塘资源和自主治理理论，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摘要：本文以河北省馆陶县翟庄村的黄瓜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例，分析了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形式及其运行机制。通过与其他农业组织化形式作对比，本文阐释了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的特征，及其对于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意义。研究之后发现，从形成动因来看，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是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村集体在村庄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形塑了村民的集体认同，进而成为决定农业组织化形式的重要制度环境。从实践过程来看，村集体基于土地要素整合、提供技术推广和市场服务等方式与小农户建立横向联结关系，通过土地流转制度和产地市场交易制度协调小农户与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和其他组织化形式相比，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具有公共性、内生性和非契约性的显著特征。研究表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依然是现代农业经营中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已经具备实现农业组织化的制度优势和资源基础，村集体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能成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一种可行路径。
摘要：土地托管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的切入点而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但在实践中，供销部门土地托管却遭遇困境。本文以山东省共享县供销部门土地托管为个案，通过构建复合型治理理性框架分析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研究之后发现，科层治理理性限定了相关主体的行为边界，政策支持的形式化和供销部门与农业部门的职能重叠，是导致供销部门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供销部门内部关系并未理顺和协调，导致其开展土地托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激发，这是供销部门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内部原因。县供销社与县级政府、县直部门和乡镇政府等外部主体的关系难以理顺，相关主体更多地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与农村社会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供销部门的土地托管，这是供销部门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外部原因。为此，政府应该采取破除各方主体对供销部门的污名化理解、创新采用“财政切块”方法、提升供销部门职责履行能力及加快供销社法制建设等措施推动土地托管政策的有效执行，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