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2022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的栏目设置、源杂志转载量、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等方面做统计与分析，发现被全文转载的文章的源杂志，所占篇目较多的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教论坛》《中国高教研究》等；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大多数来源于教育研究机构和各类高等学校。2022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热点集中于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职业本科教育研究、职业教育法规与政策研究、职业教育质量与评价研究、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研究、产教融合与产业学院建设研究、职教高考研究等方面。在此基础上，从怎么来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如何推进职业本科教育、如何建立权威性的国家统筹职教高考制度、如何贯彻执行新版的《职业教育法》五个角度对2023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进行了宏观展望。
2022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全文共转载了139篇文章，与2021年相比较减少了5篇。2022年共设栏目18个，比2021年度增加了1个。主要栏目有“职业本科”等专题系列栏目（42 篇）、“改革与发展”（19篇）、“比较与借鉴”（17 篇）、“教师与学生”（16篇）、“职教治理”（13 篇）、“课程与教学”（11 篇）、“理论研究”（11篇）、“政策与法律”（5篇）“质量与评价”（3篇）、“职教管理”（2篇）。
2022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全文转载的139篇论文来源于全国37种学术期刊，源杂志数量比 2021 多了 4 种。以下选取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前八名（含并列）进行排序（见表 1）。从近三年的源杂志转载量的比较来看，《教育科学》（大连）、《江苏高职教育》（南京）、《高校教育管理》（镇江）、《大学教育科学》（长沙）这4种杂志的被转载量有明显增加，使其在 2022 年源杂志转载量排名中进入前列。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所转载的139篇论文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文章有92 篇，占论文总数的66%。大多数文章来自教育研究机构和各类高校（本文只统计了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来自教育研究机构的文章有14篇，占论文总数的10%，其中来自教育部的文章有10篇，占论文总数的7.2%。来自高校的文章共有121篇，占论文总数的87.1%；其中来自普通本科高校的有 53篇，占论文总数的38.1%；来自师范院校的有38篇，占论文总数的27.4%；来自高职高专院校的有30，占论文总数的21.6%（见表2）。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其他机构的有4篇，占论文总数的2.9%。
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教育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历史高度，职业教育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全新历史高度。因此，职业教育面临重新定义的需要。职业教育当前诸多发展困境的形成源于其新发展格局与传统职业教育内涵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回答好两个问题：一是职业教育是否只是培养低技能人才的教育？答案是明显的，随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出现，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已经是职业院校本质使命。这表明职业教育是一种培养复杂能力的教育，是一种需要在更高学制层面举办的教育，是一种需要多个学制层次连续培养才能达成目标的教育。二是怎么样处理这类教育的职业性和技术性之间的关系。老版的《职业教育法》经过激烈的概念争辩后，最终使用了“职业教育”一词，从法律上确立了“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地位。职业本科慢慢地发展以后，学者们又往往选择从“技术”的角度论证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有学者提出称为职业教育更合适，原因是有利于坚持这类教育的人才教育培训逻辑，接着使用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也并不一定会使职业教育陷于传统的定义框架中。因此，要突破职业教育发展困境不仅要寻求具体解决策略，更要从重新定义职业教育内涵入手。把职业教育确定为一种教育类型，内在地包含了对职业教育内涵重新界定的需要。有学者提出了当前职业教育内涵变革的三个基本维度：一是从低技能培训转向专业性、系统性技能教育；二是重新确定职业教育与其他专门化教育的边界，把它定义为培养直接从事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应用型人才的教育；三是探寻各类职业教育之间的本质逻辑，形成统一的职业教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建设职业教育强国，必须有强大的职业文化支撑。职业文化的形成，端赖哲学反思。跳出传统的学校教育学和学习心理学框架，重新审视知识的有序还是无序、学习是做加法还是积分、知识和技能是构成还是生成、技术与技能的关系是层次还是类型、人才的社会分工是分层还是分类，有利于更清楚地认识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从职业的社会分工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与个性发展需要的角度，认识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职业教育是独特的教育类型，开展具有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理论研究具备极其重大意义。职业教育教学论是研究“如何教授一个职业”的科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职教教师培养的基础性学科。从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和特点出发，考察普通教育教学原理对职业教育的适切性。职业教育要为学习的人创造更多自主学习机会，同时保持学习作为实践共同体集体活动的基本特征；应实现工作场所学习与院校学习的融合，通过综合性学习任务，确保学习者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塑造了职业教育新的学习范式，为职业学习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意义，如何兼顾个性发展和社会需求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有学者提出，县域职校传承创新民族文化理应型构一种互嵌共生的动态过程，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的内在生产力，且能助推县域职校的特色发展。在实践场域，县域职校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演绎出两种差异化的嵌入逻辑：“博物馆式”的占有与展示以及“工作坊式”的传承与创新。因循不同的嵌入逻辑，县域职校传承创新民族文化又生发三种不同的嵌入形态：“悬浮式”“定点式”以及“融合式”。要构建县域职校与民族文化互嵌共生的实践生态，需要分层制定民族文化人才教育培训目标、建设民族文化特色专业课程教学体系、实施民族文化立体课堂模式以及多向发力保障民族文化有机嵌入。围绕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培训、人才选拔、人才使用的一系列标准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职业能力标准体系是职业教育领域最核心、最基础的准则与依据，必然的联系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纵向衔接和横向融通的通道构建。当前，我国的职业能力标准体系建设尚存在内部分立、要求错位、逻辑不顺等问题。有学者觉得，在国家资历框架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背景下，职业能力标准体系发展应着眼于向上衔接国家资历框架，向下衔接当前所开发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进行系统化的构建和发展。
随着职业本科教育的法理地位正式确立，促进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迫切地需要的理论支撑是对其内涵的深刻说明。职业本科教育内涵理解包括学术性和职业性两个关键维度。学术性，是职业本科教育达到本科教育水平应具备的条件；职业性，是职业本科教育成为一种本科教育类型应具备的条件。职业本科教育内涵分析要实现路径转向，分析的关系对象应定位于专业教育。技能人才工作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专业化特征，内在地要求在职业教育中融入专业教育属性，这是职业本科教育的学术性涵义。职业本科教育的职业性特征体现在，其人才教育培训过程仍然要遵从职业教育基本逻辑。有学者指出职业本科教育人才教育培训框架构建要关注课程结构、教学模式和实践教学平台三个关键要素。职业本科教育专业课程的合理结构应该是经典学科课程＋技术学科课程＋能力本位课程，其中，经典学科课程是其课程教学体系必须包含的第一类课程，技术学科课程是由该专业领域技术原理知识构成的课程，其开发要以技术学科建设为基础，能力本位课程是培育学生实际在做的工作能力的课程，可以把职业能力从工作任务中独立出来做多元化的分析，获得既有内容针对性又达到本科教育水平的课程。职业本科教育课程模式多元，要求教学模式也多元，职业本科院校应根据教学模式这一特点构建教学实施整体框架，包括时间安排、空间设计、评价方案确定和教师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设定等。实践教学平台构建要根据其内容的学术性要求做设计，充足表现专业性技能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截至目前，我国职业本科已分批发展了32所，但其发展动机各异，有些出于学校“升格冲动”，有些则应对“现实之需”，目前对于职业本科该怎么样发展仍未达成共识，也未形成主导性观点。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职业教育层次延伸有四种典型需求与相应的教育应对。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及教育的整体发展的新趋势，归纳出我国职业本科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培养具有无法替代性的人才。明晰我国职业本科发展的可为之举，包括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设置应基于市场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实际的需求，职业本科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应由长期从事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学校或相关机构升格而来，职业本科教育要践行“产”“科”“教”深层次地融合的培养模式，职业本科教育人才教育培训要注重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方面技术技能以及人文素养的结合等。为更好地服务国家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战略，有学者提出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一是扎根城市发展需求，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布局；二是丰富校企合作形式，提升我国企业的产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三是开设紧缺性专业，加速建成中国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四是优化教育内在结构，稳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同时，为保障职业本科教育服务国家高水平发展的愿景，还应该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首先，建立类型化的职教高考，保障职业本科教育招生的正义性；其次，制定严格的专业教学标准，保障职业本科教育人才教育培训质量；最后，完善技术人才政策支撑，落实相应的社会保障，确保高层次技术人才能够过上“幸福”日子，大部分技术人才过上“体面”的生活。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职业教育法制定近26年来的第一次重大修改，将新时代职业教育推至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机遇期和改革攻坚、爬坡过坎关键期。在“双期叠加”的新阶段，修订实施《职业教育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教，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确定职业教育类型地位，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阶段的有力体现，是巩固职业教育改革成果，把成熟改革举措上升为法律制度的战略之举，是清除体制机制障碍，凝聚职业教育发展合力的有力保证。有学者提出要通过职普教育由强制分流转向协调发展、中职教育定位从就业导向转向“就业+升学”、职业教育办学从依赖政府指导转向面向市场办学来调整关键政策；通过把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第一个任务、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立身之本、把优化管理体制机制作为发展之基来推进重点改革，同时，全面展望了新《职业教育法》贯彻落实的发展愿景：配套法规制度更完善、职业教育活动更加有序、教育督法机制更健全、技能成才观念更加认同。也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法修订通过恰逢其时、来之不易、影响深远。要把握新法精神，落实新法要求，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本保证是党的领导、党建引领，基本定位是教育类型、同等重要，基本目标是体系贯通、服务发展，管理体制是统筹管理、分级负责，举办机制是多元办学、企业主体，实施原则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要求是立德树人、德技并修，保障机制是优化结构、加大投入。有学者提出，新《职教法》提出要“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其中“协调发展”是对旧版《职教法》的继承，“统筹推进”是对旧版《职教法》的发展。该条款对于改变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规模结构、经费结构和各地发展不协调现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当务之急，是要抓住“规模”和“经费”这两个结构性指标“不协调”的问题，一方面，要依法落实各级政府“统筹推进”的主体责任，做到“不缺位”；另一方面，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依法开展“校企合作”，做到激发办学活力“不越位”。也有学者提出要通过类型教育、体系构建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三个维度阐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类型教育维度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要全面把握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同为教育”“不一样”“同等重要”三个核心理念；体系构建维度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需要在“体系内部”和“体系之间”两个方面着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度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要重点关注服务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推动技能社会建设等三个方面。有学者提出，类型教育是修订《职业教育法》的基本方位，大多数表现在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的定位为修订《职业教育法》提供基本遵循，产教关系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法》调整和规范的法律关系，实现社会分工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法》体现的重要社会功能。《职业教育法》是类型教育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大多数表现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法》的重要基础，《职业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内容相互衔接，突出类型教育法的法律地位，建立职业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是职业教育为类型教育的显著标志。《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类型化建设提供法律依据，大多数表现在建设职业学校高素质的治理决策层是修订《职业教育法》的关键要素，建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师资队伍是修订《职业教育法》的基础要素，构建职业教育多元办学主体和治理主体是修订《职业教育法》的重要突破。因此，《职业教育法》修订要解决法律执行与监督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大多数表现在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是《职业教育法》调整和规范的法律主体，从立法技术上提高《职业教育法》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明确《职业教育法》执法机构及法律实施的法律程序。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的法律架构问题，有学者提出校企合作本质上是校企双方在人才教育培训上协同制定管理的规章、规则、条例，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是一种典型的合作治理实践。根据合作治理理论，深化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离不开健全完善有关规定法律法规体系等。为解决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在合作意愿、合作风险、合作保障等方面面临的诸多法律困境，要进一步建构校企合作多元化制度激励机制、明确合作关系法律性质、具体化法律责任等。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基本主题和方向，也是教育部2022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两办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主旨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职业教育怎么办才算是有质量和高质量，学界的理解各不相同。
关于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内涵。《教育大辞典》对教育质量的定义是：教育质量是对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评价。有学者提出该定义是对操作活动形式上的描述，并不具有逻辑的严密性。如果借鉴企业管理中的“质量”概念能够启迪思路，但也会表现出三种主要的弊端：外部用户至上的市场主义质量观、基于统一标准的测量主义质量观、纯粹技能主义的质量观。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践，职业教育质量观应当具有教育性、价值性、整体性、历史性，应当以师生的利益与发展诉求为出发点，并且将质量活动的场域与惯习作为重要的元素。因此，职业教育必须超越锚定技能的、“经济属性”的质量观，凸显职业教育质量特定的、独立的“教育属性”。已有的职业教育质量观亟需优化，应当将主体与动力问题作为其中的必要元素，从而使之成为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具有适切的实践功能的理念。要从鲜活的实践出发来逐渐充实、明晰职业教育质量概念及质量观动态的、硬核的意义，进而使其成为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概念和理念。只有这样的质量概念与质量观才能给予实践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操作模式的引领，并为职业教育整体的、长远的发展提供前瞻性洞见，才能真正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才能为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开辟新的有效路向。
关于高质量职业教育的方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当前经济产业体系转型升级的教育举措。当前职业教育走上了自上而下的变革之路，基于职业院校学生陷入阶层再生产危机，并呈现出“琐碎自由人”的现实样态，变革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明确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标尺，要以职业胜任力为基点提升个体职业获得感，以职业精神的浸润生发个体职业意义感，并在职业经验的积累过程中助力个体自我感的建立。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性品质必然要着眼于确立“自由而负责的现代职业人”的育人目标，变革学科导向、工种类别的课程结构，推进“经验转化”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构建校企各尽其责的现代学徒制，进而构成职业教育改革的整体框架。实践教学是职业教育重要的人才教育培训模式和核心环节，探索实践教学质量管理问题既是高职院校教育质量整体提升的需要，更是高职教育实现人才教育培训目标的需要。有学者提出要依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明晰高职院校实践教学质量管理目标定位、建构实践教学质量管理主体间合作博弈运行机制，推动实践教学质量管理主体间的合作博弈，实现实践教学相关主体资源的联动共生，进而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质量管理制度保障体系，包括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质量管理监督制度、管理评价考核制度、管理反馈和改进制度，以此来提高实践教学质量管理，进而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
关于高质量绩效管理的实施。绩效管理是依据设定的绩效目标实施过程监控，开展绩效评价并加强评价结果应用的管理过程。《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规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为“双高”建设学校开展绩效管理提供了指南。有学者在论述“双高”建设战略导向、组织使命和目标管理的基础上指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应从人才教育培训模式创新、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教材与教法改革等方面提升人才培养各环节的质量，以“双高”建设绩效引领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同时，“双高”建设绩效评价应把握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奖优励先与劣效问责相结合的评价原则。
关于高质量师资队伍的提升。高质量的中职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中职教师培养培训及教师队伍建设存在专业发展缺乏理论指导、在职培训缺乏规划引导、教学实践缺乏伴随评导、队伍建设缺乏传带向导四个方面的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有学者在理论层面提出了职教教师的知能结构、职教教师的职业发展阶段和“四位一体、育训结合”的职教教师培养培训模式，并在实践层面展开一系列探索实践，包括成立相关机构，以点连线、织线为面、聚面成片，组建区域中职教师职业发展组织网络；因人、因校、因类制宜制定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贯通的一体化方案；依据职教教师岗位能力要求、教学比赛规定和“双师”素质标准，开发多元化模块式课程；提供临场型的实践训练，开展体验式培训，打通学习与工作、理论与实践、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壁垒；组建育训教师师资库；采用“职业发展育训地图”评价法，促进中职教师职业发展。
关于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改革，有学者提出其实质是对办学方向和目标达成度的一种判断、检验和测量。新时代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政策要求是政府履职评价要注重科学有效，学校评价要彰显类型特征，教师评价要明确双师特质，学生评价要突出德技并修，用人评价要坚持人尽其才。新时代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实施路径主要有主体自治要着眼于构建职业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行业参与要注重建立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职业教育评价机制，政府监管要体现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监督要明确完善与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评价制度。新时代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成效表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评价主体更加多元化，利益相关方满意度持续提升，二是评价标准更加特色化，类型教育特征进一步彰显，三是评价手段更加现代化，精准决策逐步优化，四是评价导向更加科学化，社会吸引力明显地增强。“高质量”是我们对职业教育发展愿景的设定，这样一个职业教育发展的“高质量”愿景是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则一定要通过评价的方式予以判断，这就涉及到职业教育的评价问题。
关于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因素之间的关系，有学者通过梳理职业教育评价的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的关系、评价目标与评价方式之间的关系、评价过程与评价结果之间的关系、评价周期与评价绩效之间的关系、扎根中国与接轨国际之间的关系、学业成就与职场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六大关系，提出要注意职业教育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的价值影响，要建立与职业教育评价目标相契合的评价方式，要坚持评价过程与评价结果的平衡和统一，要处理好评价周期与评价绩效的张力问题，要在扎根中国实际的同时与国际接轨，要促进学生学业成就转化为职场发展的人力资本，警惕职业教育“高分低能”的现象。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和跨界属性决定了教师队伍结构的独特性。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类型结构演变经过了从文化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实习指导教师三类为主体，以专职为主，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与加强兼职教师为重点，再到教师教学团队、产业导师建设等多主体的师资队伍类型结构模式。职业学校教师分类管理除依据岗位设置要求出发，更应思考类型教育定位对教师队伍类型结构的特别的条件。优化教师队伍类型结构，形成适应类型特点要求的教师队伍分类管理逻辑特别的重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快速推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2022年10月25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规范认定范围、明确基本标准、落实实施过程、畅通发展路径。“双师型”教师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虽然国家已出台一系列“双师型”教师有关政策，但政策执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效。“双师型”教师政策执行呈现明显的网状结构，多元行动主体在互动博弈中形成了政策网络。有学者基于政策网络理论视角阐述了“双师型”教师政策执行存在的困境：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缺乏良性互动、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关系碎片化、议题网络行动者意愿诉求被边缘化。走出政策执行困境，需要增强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互动质量、构建“双师型”教师政策执行网络“强结构”；推动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塑造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校企协同培养“双师型”教师共同体；重视议题网络行动者意愿诉求、营造“双师型”教师政策执行的多维支持环境。职业教育教师具有其独特的职业特质。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的重点是高职院校教师双师型职业特质的建立与稳固。面临着组织主体对“双师型”培养培训一体化设计相对缺乏，校企双元实施主体开展“双师型”培养培训的能力不够，不同执行主体的职业特质培养不协同等现实困境。因此，有学者提出，需要将双师型职业特质培养主线贯穿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具体可基于职业特质培养规律一体化设计培养培训项目，优化微观的培养培训项目，强化承担培养培训项目的讲师作为教师职业特质，以及团队建设标准与“双师型”教师个体培养培训标准相融合、团队发展规划和个人职业特质培养相协调等措施，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有学者对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双师型”教师评价认定政策文本进行整理分析发现，认定政策的政策要素相对完备、政策目标趋于清晰、认定范围覆盖面广、教师岗位认定分级、评价认定标准更加多元，同时存在部分地区设置的“双师型”教师评价认定标准门槛过低，评价认定主体较为单一，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提出未来应健全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院校层面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构建教育行政部门、企业、行业、高职院校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认定体系，设置科学合理的评价认定标准，同时建立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最大化发挥政策效应。
内部治理体系结构关乎产业学院管理体制机制、治理模式及其机制的附着或落地，以及治理形态的支撑。进入21世纪，产业学院治理实践已然浮现过多种治理模式、治理机制和治理形态，其内部治理体系结构各不相同。目前，我国产业学院内部治理体系结构主要有三个类型，且都存在不适应或者不完全适应的问题，有待优化创新。从理论上看，产业学院内部治理体系结构优化本质上是产业学院治理要素及其关系结构的变革，而产业学院内部治理又体现为三链融合的治理或者四链多触点衔接的治理，因而其体系结构的基本框架包括产业学院的组织管理制度体系、机构体系、运行机制，主要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共同事物及公共空间等要素构成。从实践来说，产业学院内部治理体系结构优化重点是产业学院所属治理圈内外层主体关系变革、治理机制的组合调整与单个创新、内部共同事物及公共空间的改进。现代产业学院也是培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新型教育组织模式，其建设过程可以看作是不一样的属性、不同利益诉求的相关参与主体通过一定的媒介结成的协作关系。有学者将现代产业学院协同共建问题置于共生理论的解释框架内进行探讨，提出打造现代产业学院协同共建命运共同体、优化协同共建的物质传导机制、创新理想共生模式以及营造优质的共生环境策略，旨在为解决目前存在的现代产业学院合作共建动力不足、资源传导通道不畅、利益分配机制失衡、政策主导效力较弱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在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方面，“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是在“职普融通、知行合一、工学结合”基础上形成的个性化技术技能人才教育培训模式，是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显著标志，重在破解职业教育育人方式难题，解决职校生“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有助于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有学者提出，“岗课赛证”综合育人使课程教学理实一体充满了许多活力，通过“学练赛考”促进德技并修、理实并重、手脑并用、工学结合，有利于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高职业教育技术上的含金量、扎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纽带、提高学生职业综合素养和行动能力。为推动“岗课赛证”综合育人，需要明晰其基本理念、内容要素，一体化设计“对接整合、重构再造、转换转化”的融通机制，融入技术技能人才教育培训方案、研制理实一体的实操性教材、造就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型”教师、推行手脑并用的示范性教学，推进职业教育育人方式创新，全方面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进入改革发展新时期。2013年高职分类考试政策推行后虽然成效显著，但仍存在考试制度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点、招生制度未能凸显职业教育功能地位等问题，表现为相关利益方缺失、改革要求与现行政策尚有差距、考试环节缺乏有效技能测试。有学者将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发展历史分为第一阶段，即1995—2005年萌芽阶段；第二阶段，即2006—2012年初步探索；第三阶段，即2013—2016年进行改革阶段；第四阶段，即2017年至今逐渐完备阶段。并从多元治理视角提出政策建议，即在加强优质资源供给的基础上，建立考试招生环节的集权与适度分权的多主体治理框架，构建与职业教育类型相适应的考试招生制度，组建技能评价专业机构，完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体系。也有学者觉得职教高考历经了一个从普通高考制度母体中逐渐分离的发展过程。当前，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有其特定的现实基础，包括人才强国战略的时代需要、高职人才选拔的客观诉求以及高职考试招生的长期实践。基于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作为类型教育地位的确立，职教高考在职能上应定位于满足多种类型与层次的高等职业院校招生需求；在性质上应定位于国家选拔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基础性教育考试制度。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尊重高校考试招生录取的组织规律，又要尊重高等职业人才的教育规律。有学者提出，植根于学科知识体系的高考已不能够满足技术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需要，其强势而单一的育人框架带动了人力资本的同质化。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旨在通过增加赛道来成就高考有边界和有选择的竞争，服务于职业教育的人才选拔和接续培养以及技能型社会的形成。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方略包括：以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的等值同效为目标进行资源配置，从谁应考、考什么、怎么考等核心问题入手做实制度安排以及试点先行、有序推进，央地协同稳步推动改革落地。也有学者提出，职教高考制度是促进职业教育在新时代高水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价值取向上，职教高考制度应遵循效率优先、公平公正、科学导向等根本原则，为国家建设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服务区域经济选拔产业链匹配人才、为类型教育选拔高素质潜能人才。职教高考制度应遵循以需求为起点、以技术为主线、以人才全面成长为终点的逻辑构架，彰显务实、变革、人本的发展理念。职教高考制度的实践路径应着力于强化政府统筹，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多元合力。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不断的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能力，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重视程度，全国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实施方案，逐步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入推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将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及政策指导。
2022年12月21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该意见提出了三大战略任务，五大重点工作举措，切实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鼓励各个地区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示范引领，形成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产教深层次地融合的良好生态。这也必将成为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未来的研究热点。
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支撑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拓宽青年成长通道的重要方法，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国家逐步优化教育结构、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战略举措，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向国际舞台具备极其重大作用和意义。作为新生事物和深化教育体系改革的积极探索，职业本科教育健康成长需要政府、家长、学生和社会各界共同呵护和全力支持。面向未来，要始终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扎根职业教育、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职教类型自信，坚定不移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之路，培育大批复合型、精深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区域发展，支撑制造强国。职业本科也必将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点问题。
职教高考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是彰显职业教育特色、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关键。职教高考对职业教育的招生模式、录取批次、志愿填报等进行了调整，使高职教育招生模式更加多元，招生标准更看重综合评价，生源结构呈现差异化，招生专业的数量、人数和生源组成发生明显变化。但目前我国职教高考存在着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不突出、生源危机和质量差、地区差异明显、教育公平偏差和社会影响力低等问题。如何围绕统筹规划构建“职教高考”制度、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招考体系、如何坚守招考制度改革公平底线、如何扩大职教招考制度的认可度与影响力都将会是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新热点。
《职业教育法》时隔26年大修，职业教育未来可期，技术人才大有可为。新版的《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目的定位，明晰了职业教育定义范畴，凸显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管理层次，优化了职业教育的构成体系，融通了职业教育的成果证书，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形式方式，平等了职业教育的机会待遇，强化了职业教育的法律权益。新法案，新起点，新要求，理论研究者要在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培训体系、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稳步提升本科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适度发展长学制的职业教育等方面提出落实新法的路径和机制。
作者简介：乐传永（1967—），男，台州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高校继续教育和国际成人教育比较；（通讯作者）王清强（1979—），男，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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